为何说吕凤子《四阿罗汉》的主题是抗战

徵羽

吕凤子（1886—1959），名濬，字凤痴，别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和美术教育家，曾在南京、扬州、长沙、北京等地师范学校任教。在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主持教务9年，也曾任正则艺专校长、国立艺专校长等职。1949年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江苏省国画院筹委会主任委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四阿罗汉》创作于1942年，获得了民国政府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各类绘画唯一的一等奖，代表了吕凤子这一时期创作的最高水平，也奠定了其画风的形成。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吕凤子就率正则学校部分师生员工自江苏丹阳辗转西迁四川，在此过程中他亲自体验了国破家亡的苦难遭遇，激起他抗战救国的爱国热情，也给他的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题材和内容，为他的人物画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此期间，他作为艺术家以画笔来反映中华民族在日寇铁蹄下遭受的灾难、人民大众因战争而逃亡的苦难，或借佛教人物故事来嘲讽、抨击时弊，为民众呼喊。作品有《流亡图》《敌机又来矣》《纤夫》《逃难》等。

这幅《四阿罗汉》构思巧妙，立意含蓄，造型幽默而生动，技法简单却气势夺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据说此画在重庆第3届全国美展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致使评审结果迟迟不得公布，认为此画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即鸡足山暗指宝塔山。不过，因这幅画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并赋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最终还是令众评委折服，不得不评为一等奖。

吕凤子笔下的罗汉人物以肆意多变、笔力雄健的墨线建构而成。在对人物面部结构的表现中，较为克制地运用了西方素描的造型方法，借助大而化之的皴擦体现出面部肌肉的凹凸质感。人物形象符合比例和造型却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在这一基础上，更加追求线条的自由洒脱。从这一点来看，吕凤子并非是以西画来改良中国画，而是巧妙地将西画的素描写生技法与传统文人推崇的笔墨趣味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既立足于传统根基又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面貌。这亦与他所学素描为讲求、重视线条的“日式素描”而非欧洲学院派素描有很大的关系，并因此奠定了他以线为主的绘画风格。吕凤子的人物画虽有不少讽喻时局的作品，富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但又区别于徐悲鸿的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他的画品风格有文人画的特点，注重以线写意，以书入画。吕凤子的每一幅人物画中对于线条的灵活运用都体现得淋漓尽致，饱含感情，抑扬顿挫，简练而有深度。他的书法学习的是清道人李瑞清之法，也极有特色，加之其对于书画关系的认识深度，使其书法与绘画能够相辅相成，互为融通。

创作于抗战时期的《四阿罗汉》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而是以救世济民的罗汉形象间接反映了对当时百姓苦难生活的悲悯之情。图中所画四个半身罗汉像，前面一仰首者悲天，一俯首者悯人；后面两个罗汉若有所语，相视而笑。左题：“羯来闻见，弥触悲怀，天乎？人乎？师子吼何在？有声出鸡足山，不期竟大笑也，凤先生又志。”表达出作者对于当时所闻所见悲情难抑，诘问此情形是因天灾还是人祸。尾句的“不期竟大笑”却一改前面的愤慨，表现出悲戚却不消沉的豪迈个性。这也正是吕氏风格的独到精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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